手机版 | 登陆 | 注册 | 留言 | 设首页 | 加收藏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人物周刊 > 文章 当前位置: 人物周刊 > 文章

张经纬,总还是有人爱听故事的

时间:2018-06-14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www.987977.com    作者:北京赛车微信群 - 小 + 大

3年之前,“云之南”影展期间,大陆纪录片导演周浩(代表作有《高三》《龙哥》《书记》等)告诉我,入围影展的绝大多数作品对他而言毫无新鲜感,但有一部是他自认拍不出来的。那部影片是《音乐人生》,导演叫张经纬。在纪录片导演中,张经纬是个异类。相比所谓的社会意义,他似乎更在意纪录片的人物性和可看性。其实比“纪录片”更多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“电影”、“故事”这样的语词。而他那些剪辑繁复、音效精良的纪录片,也确实比多数电影更会讲故事。此后,也正是凭着《音乐人生》,张经纬拿下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音效等3个奖项。不久该片又成为第一部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纪录片,他本人拿到新晋导演奖。《音乐人生》进入香港的影院,播映数百场,创出一个小小的奇迹。在许多人印象中,拍纪录片是个“苦逼”活儿,单调枯燥的摄制,反反复复的剪辑,数年内带着同一部片子,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影展,无望地寻找着下一笔拍摄资金。张经纬不以为然,“就算剧情片资金也是大问题,问别人要钱从来就很难对不对?反正我还能继续拍下去。”从《歌舞升平》(2007)《音乐人生》(2008)《墨绿嫣红》(2010)到最近的《一国双城》(2011),他所拍摄的人,无论贫穷或富裕,似乎有一个共性:生活在边缘状态。也许他所希望的,是为小人物们留下一部史诗。与音乐有关的人生如果你看过《音乐人生》,也许曾留意到片尾那一长串乐曲名:从贝多芬到拉赫玛尼诺夫,一共13首。这并不奇怪,这部片子本就跟音乐有关。但张经纬的其他作品对音效也很用心。在他看来,只用原声未必是纪录片的最优选择,音乐对结构有很大帮助,可以令观众更投入。自11岁到26岁,张经纬拉过15年大提琴,梦想做第二个马友友。一度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第二大提琴手,并在香港管弦乐团兼职。尽管小交团团友泼冷水说“读硕士有什么用?几年后回来还不是坐我旁边拉琴”,他还是决定去美国进修。不料留学的结果是放弃了音乐。在布鲁克林学院,他是乐团首席大提琴,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、首席小提琴五条秀美(他现在的公司叫“秀美制作”),却也因此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天分有限。乐团演奏乱了,他只知道乱了,太太却知道乱在何处、为何会乱,并设想解决办法。据说莫扎特听一次乐曲就能默写乐谱,太太听数次也能默写,而他没这个本事。尽管主修的音乐只差一次演奏会就可以拿到硕士了,张经纬还是选择转修哲学。在布鲁克林学院,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,随心所欲游学10年,哲学、美术、历史几乎都可以拿学位,最终却成了导演和编剧两门主课都没修的电影学学士。因为他的短片《Farewell Hong Kong》进了圣丹斯影展竞赛单元,学校便“特事特办”。只不过他刚刚“告别”香港,却又急着赶回去,结果连毕业证书都没带走。回到香港,张经纬已经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。他拿出所有存款——两万港币买了一台索尼数码摄像机开始找题材。恰巧老同学担任香港校际音乐节总监,邀请他去看比赛,便跟拍了十几个学生。之后这一计划因他着手拍摄香港电台委托的剧情片《汶静的故事》而中止。直到2007年他才又想起未完成的处女作。张经纬找到那些学生中他最感兴趣的黄家正做采访,“感觉特别好”,便决定以他为主角继续拍摄。第一次正式拍摄前,十分情绪化的家正突然说,“不要来拍吧,还不到时候。”张经纬已经约好所有的工作人员,只好和他的团队赤手空拳去听家正所指挥的乐团的排练。第二次家正又想延期,张经纬“投诉”,“家正,我约好了所有人,我每天都要付钱的。”家正说,“不早说?其实上次要拍也可以。”这个特异的天才7岁开始学钢琴,11岁拿到香港校际赛冠军,远赴英国、捷克巡演并录制CD。当时他每天只练一小时钢琴,“用脑想就行了,随时,现在……”6年之后,他不再那么星光四射,甚至因经常缺课被学校投诉。张经纬问他怎么看待其间的变化,家正说他“极度记得”父亲的责问,他也因这个问题迷失了两年。有时他憎恨音乐,只为了比赛和考试那种。他所在的拔萃男书院获得校际赛冠军,众人狂呼:“音乐王国,舍我其谁?拔萃!拔萃!……”他格格不入。他说他很小就已明白,若对音乐有高层次的体验,就会知道为了比赛的音乐毫无意义。所以他不会参加考级,室内乐比赛他坚持选用超凡脱俗却会因超时而被扣分的曲目。老师罗乃新问过他,知不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音乐家,或者成功的人,除了才华最要紧的是什么?谦虚。家正绝不谦虚,他说自己是“魅力领袖”,告诉妹妹家瑶:“相信我是智慧的开端。”父亲黄医生告诉他,做领导最好的方法是赞美人。家正最爱批评人,只要对方的表现不够优秀,即使对哥哥家立也不留情面。他有一句夸人的话大概是跟罗老师学的:“Much better.”——只是“好多了”而已。罗老师弹钢琴是为了荣耀神。世上有没有神家正想了很久,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,世界真是这么简单么?在Facebook的信仰一栏,他写的是追寻真理。能否找到并不重要,探索本身就是体验和成长。他研究《易经》、八字、宗教,有时成败在天的宿命感让他稍觉安定。相比收入可观的演奏家,他更想做一个意涵丰富的“human being”。指挥乐团排练时他让大家看着他,“谱只是纸,我是个人,比谱有趣多了。”他坚持读音乐的原因是想用音乐指引人生。家正很小时就想,我很快乐,但有许多人不快乐,世界不完美,全部人死光重新开始。(7岁)“最初为什么会有人?迟早都要死的,不如早点死啦。我经常想,不如长大后,让所有人来到一个地方,告诉他们这个道理。人有权结束自己生命,人也会问自己为什么生存,我不会自杀,因为我想多活一点点。”(11岁)“如果有神,为什么这世界不公平?为什么会有人科学解释不了。我一直在追寻答案。”(17岁)拍完《音乐人生》后,黄家正回美国继续读音乐,据说,他至今没看过这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纪录片。歌舞升平时代的局外人在纽约生活的那10年,张经纬对曼哈顿楼宇中生活的人完全“无感”;回到香港,“一看见那个房子(公共房屋)那个窗户,我就有很多幻想: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,他们以什么为生,这时正在做什么?”1968年,张经纬降生于荃湾的一所医院,就在我们进行访谈的地点附近,他开玩笑说我们正悬空坐在一片当年的菜地上。此前一年,香港发生左派工会暴动;之后几年,荃湾成为香港首个向城市转型的乡村。小时候他家住在12楼,已经是荃湾的最高楼层,从窗户望出去,对面有大片非法搭建的木屋和铁皮屋,穷人的生活极刺人眼目。这种“绝对贫穷”的生活,他第一次回老家深圳湖贝村时更深深领教过。那年他才10岁,为了给穷亲戚带去点物资,身上多套了好几件衣服,脚上也穿了两三对袜子,因为直接带东西入境要打很高的税。当时的回乡证不是证,而是一个本子,连一块手表、一支圆珠笔都要记上,以免港人“走私”。走出罗湖关口他正想扔掉手上的塑料袋,一个中年女人就迎上来向他讨,拿到袋子后生怕他改主意,转身急步离去。现在的香港已经没有绝对贫穷,“没人会饿死,除非你不要任何帮助。”对面的贫民聚居区已经被高楼和百货公司取代。“相对贫穷”的人群搬进附设先进配套设施、三十多层高的公共房屋。香港再也“看”不见贫穷,尽管其贫富差距已名列全球第5(2006年数据)。《歌舞升平》所记录的,正是香港相对贫穷的5个家庭,歌舞升平时代的局外人。英文名All's right with the world大约取自勃朗宁诗句“God's in his heaven;All's right with the world.”——“上帝在其天堂,世间一切安好。”“以前大家都穷,我没鞋穿你也没鞋穿,没有问题。现在为什么你住那样的房子我住这样的房子?那就很难受了。”明明“太平盛世”,他们偏偏走了下坡路。跌落的第一步,也许是失业(朱希),也许是丈夫去世(曼玲),也许是被拆迁(拉旺),也许是家庭暴力(娣姐),也许是孩子吸毒(金水),共同点是一旦跌落再难逆转。陷于贫困,苦于贫困,终于,适应贫困,习惯贫困,对生活不再有期许,殊途同归,领取“综援”(香港政府为低收入人士或家庭所提供的救助金)。然而疑问也不时涌上心头:不比别人笨,不比别人懒,为何这样的命运要轮到我来承受?农历新年香港政府燃放数万支烟花贺年”80岁的金水步履蹒跚上到天台,坚持透过高楼的狭缝,远眺那可望不可及的富贵团圆。观望——过年,对穷人的意义便是如此。新片《一国双城》所讲述的,仿佛是第6个家庭的故事,只是主角仍未放弃抗争。这部片子历时4年。除了拍摄瑛雪和她的儿子,张经纬还采访了她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,并跟随她远赴泉州。在70分钟的影片里瑛雪说话极少。“像她这类小人物多半不善于言辞,但却绝对值得用一部纪录片来讲述。”瑛雪出生在福建泉州乡下。父母在她幼年时先后移居香港,随后是兄弟姐妹们,她却因当地的“遗子政策”独留故乡。国家发展需要外汇,留下子女,海外的家人才会寄钱回国内“建设家乡”。瑛雪就是这样一个“人质”。她在远离亲人的环境中读书、打工、结婚,有可以安居的房子,却总觉得香港才是家。探望父母期间她在香港生下孩子。因为没有居留权,不能在港工作,只能靠孩子的综援过日子,每隔数月回泉州去签注港澳通行证。丈夫在她奔波于相隔千里的双城之间时有了外遇,她选择离婚,此后却又和他生下女儿。最后她带着一双儿女回泉州续证,返港前想带子女去祭拜祖坟,在山上兜兜转转、寻寻觅觅,竟找不到祖先的踪迹。总还是有人爱听故事的2004年的某天,张经纬接到导演许鞍华的来电。两人见面后谈了一下午,决定把发生不久的金淑英一家灭门惨案(丈夫李柏森杀死妻子金淑英及两个女儿之后自杀)拍成纪录片。为了解整个事件,他们采访了金淑英曾寄居的收容所,她的朋友、邻居和家人。在金淑英家,张经纬躺在她曾经的床铺上,彻夜难眠,悬想着这个四川女孩貌似走向光明却终于坠入黑暗的命途。因题材阴暗找不到投资,他次年写就的剧本长期搁置,直到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大获成功,才以《天水围的夜与雾》之名义起死回生,纪录片变成剧情片。不过他自己倒“因祸得福”。因为许导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个故事,不时跟他探讨、外出调查,他仿佛跟着她做学徒,磨练了学院不曾教过的手艺。后来他拍的纪录片,许鞍华多半是顾问。在张经纬看来,最奇妙的是每次拍片都有不同的体验,仿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旅程。“其实我拍片很简单。我拍好看的、我觉得对的——这个对就是它的确反映镜头后的我对它的理解。真实性和道德感,不在于你有没有拍到,或镜头里面有没有,而在于拍摄中跟拍摄对象的交流,剪辑时对电影规律的把握。”片子剪出来后观众怎么看,他没法控制。比如他认为黄家正的父亲宽容、开明,有些观众却觉得他有中产阶层的虚伪。“我不想解释,每个人都以他的主观情感、生活经验,将意义赋予电影。”所以每部片子最初的放映会,他一定在场,不是为了把剪接时已看过不下千遍的片子再看一遍,而是坐在最后排最角落的位置“看观众怎么看”,“观察他们会不会突然离场再不回来”——这是片子不好看的有力证明。观众中途去洗手间的位置他也不会放过。因为他最长的片子不过90分钟,观众中途去方便可能是片子的叙事或剪接节奏有瑕疵。跟同事们讨论时,“小便位”常被用来形容节奏松散之处。2008年放映《歌舞升平》,全年四十多场张经纬几乎场场都参加。每月看三四批不同的观众,比去读电影学院学得更多、更有意思。最开心的是天水围那场。起先他还担心居民因为教育程度会觉得闷,结果他们边看片子边很起劲地评论。评论很粗俗,他却极兴奋,“这说明他们看懂了,看得有反应。他们没跑去小便,从头看到尾。”这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:虽然媒介形式不同了,但总还是有人爱听故事,“你的故事有10个人听,就问那10个人要钱。你的故事只有你爸爸妈妈爱听,你就找你爸爸妈妈去支持你。只要真能把故事说好,听故事的人永远在那边。”(文/南方人物周刊)

上一篇:张继科的凶狠和忧郁

下一篇:朱迅:最极致的幸福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

推荐阅读
北京赛车微信群  |   北京赛车实力群  |  北京赛车计划群  |  北京赛车pk10  |  
Copyright © 2018 北京赛车微信群 版权所有,授权www.987977.com使用 北京赛车微信群